

1992年2月1日,汪曾祺在《新民晚报》发表《书画自娱》一诗,诗中有句云:“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他的同乡说:“汪曾祺是名副其实的好作家、好老头。”他出生于春天。这个春天,我们读一读他的故事,品一品他对故乡的情、对人的温。

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游览高邮湖,被乡亲们成为“高邮湖上的老鸳鸯” 李春迎 摄
42载故乡梦圆
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泪别高邮,独自出门求学。他此行的目的是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那里有他仰慕已久的沈从文。如愿考上后,读书期间就在沈从文指导下开始发表作品,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
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发表过少量散文,因社会、文学等多方面因素,他认为自己熟悉的题材和擅长的写作方法与主流文学均有距离,反复思考之后,他决定搁笔改行当编辑。直到新时期到来之后,他才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时代精神感召下,60岁重返文坛,并迅速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一组以高邮往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用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法,震动文坛,风靡全国。
高邮人读汪曾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读者更仔细更理解他。其中自然首先是亲朋好友,包括他的小学同学刘子平。他见汪曾祺一篇接一篇写出思乡之作,猛然悟出汪曾祺想家了!于是写了邀汪曾祺 “回乡看看”的信。因为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汪曾祺在回信中把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想法和盘托出。他写道:“我是很想回乡看看的。但因我夏天连续外出,都是应刊物之邀去写小说的。没有给剧院做什么事,一时尚不好启口向剧院领导提出。如果由高邮的有关部门出函邀请,我就比较好说话了……”
这“由高邮的有关部门出函邀请”的要求,刘子平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无法完成。他便带着汪曾祺写的信,到高邮县委宣传部,找当时正在县委报道组工作的我商议。看了汪曾祺的亲笔信,我感到事情的迫切,更感到事情的难度。当时我只是县委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单靠我也完成不了邀请汪曾祺回乡这样重要的任务。我左思右想,想到了县委办公室负责人朱维宁,他爱好写作,为人热情,与我私交也很好。一开始,我只是试探性地提出问题,哪知这位朋友一口答应,令我喜出望外。他略作思考,直白关照我:“接待汪曾祺由我负责,吃住都不收钱。但你要给县委打个报告,想一条充足的理由。”我在去找县领导的路上紧张地思索,什么样的理由“充足”得能让县领导认为值得请当时尚未誉满文坛,而高邮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的“汪家大少爷”回乡呢?突然,灵光一闪,我想到了现代京剧《沙家浜》!我对县委书记查长银说:“家喻户晓的京剧《沙家浜》剧本的主要执笔者就是汪曾祺!”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查书记听了这话后的惊奇神情!他问我:“这是真的?”待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后,他毫不犹豫地拍板:“请他回来!”

阔别四十二年重返故乡,汪曾祺特地到高邮城西镇国寺塔前留影,此塔始建于唐代
1981年10月10日下午5时,汪曾祺回到阔别42年的故乡。16日,正不分日夜在农村指挥抢收抢种的查书记,特地从乡下赶回县城,当晚率领县委一班人宴请汪曾祺。这位农民出身的县委书记不但爽朗热情,也很细心周到。之前,他特地电话关照有关办事人员:“请汪曾祺,要有家乡特色。这样一位大作家走南闯北几十年,什么好东西没吃过?我们要让他吃些在大城市里吃不到的高邮菜!”果然,汪曾祺在席上吃到他在自己的《异秉》等小说中写到过的高邮特色菜:蒲包肉、野鸭、醉虾等,喜得连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
那次宴会我也参加了,是查书记特别点名的,他还当众关照我全程陪同汪曾祺。我求之不得,这正是我深入采访了解汪曾祺的难得机会。
汪曾祺回来了!县领导热情接待汪曾祺!这两条消息很快传遍高邮。汪曾祺每到一处,群众都会围上来。他最喜欢与群众聊家常。看着汪曾祺长大的81岁的唐四奶奶,喊着汪曾祺的小名“黑子”,一把拽着他的手大声说:“你现在混得不丑(高邮方言,意为‘不错’)哇!”汪曾祺拱手执礼,高声应答:“托您老的福!”话音刚落,满街的人都乐了。

汪曾祺回到故乡,与看着他长大的八十一岁唐四奶奶交谈
汪曾祺回乡后,我们组织了三场读书报告会。第一场,我们以为听的人不会多,选择一个可坐200人左右的“百花书场”,不发入场券,敞开大门。谁知还没到开讲时间,就涌进五六百人,有一半是汪曾祺的乡邻,其中有不少人是汪曾祺作品中写到的人物原型的后代,最引人注目的要算王高山。他的父亲是《异秉》中写到的王二。汪曾祺还没开讲,他倒先讲了:“汪先生写的我父亲,我看八分是真的,二分是假的。”坐在台上的汪曾祺听到了,哈哈大笑,他夸奖王高山有眼力,有水平,不失时机地接着王高山的话告诉大家:“写小说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世上哪来完完整整的故事呢?那二分假就是艺术虚构。”
汪曾祺回乡的第一场报告会,就在这样生动活泼、亲切自如的气氛中正式开始了……
呵护新人文学心

2025年4月6日星期天夜光杯记忆版
汪曾祺一度搁笔改行当编辑,使他渐渐远离了文学创作,却也为他后来复出文坛做了充分的准备。蓄之愈久,必有爆发,他新作迭出,呈一发不可收的喜人态势,很快迎来个人创作的又一丰收期,不只有小说散文新作天女散花般频频出现在国内多家著名文学报刊上,他的新著更是一本接着一本出版,读者争购,十分畅销。
但是,汪曾祺毕竟已经上了年纪,年岁不饶人,他写的又大都是陈年旧事,先要苦思冥想很长时间,再进入艺术构思,然后用手写,他的创作产量不可能高到哪里去。渐渐地,汪曾祺著作重复出版露出迹象了。关心他的亲友隐隐不安,尤其是他的老伴施松卿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是福建人,与汪曾祺是西南联大同学,两人因文学相恋并走到一起。施松卿是一位聪明、敏锐、资深的智慧女性,新中国成立后曾供职新华社。
1984年夏我调到省里工作后,与汪曾祺联系方便多了,也有幸结识了施松卿。每次去京参加会议或参加活动,我都要抓紧时间去看望汪、施二老,几乎每次都能得到汪曾祺新出的签名赠书。有一次,我去看望汪老,他高兴地拿出两本刚出的书签名赠我,正写着,施松卿笑着提醒我:“建华,你仔细看一下,这本一二三四五,那本五四三二一。”汪老听了一愣,忍俊不禁。

应邀为《梦故乡》题写片名,这是汪曾祺生前拍摄的第一部电视专题片,也是唯一保存他原声和影象的影视资料
面对汪曾祺新时期出书有欢喜也有隐忧的实际,1986年,我萌生建议汪老出文集的想法,可是,才说了想法,他就回绝了:“这哪行?出文集是著作等身的作家的事呀。”他虽不答应,但我每次与他见面还是建议他出文集。到了1992年7月,他终于松口了,并商定文集分小说卷(上下)、散文卷、评论卷(包括序跋)、戏曲剧本卷共四卷五册。考虑到他年事已高,由他选定各卷目录,其余按目录汇集资料、校对乃至装帧设计等具体事项,均由我与江苏文艺出版社共同负责。那段日子,我隔几天就给汪曾祺打电话,询问他各卷目录定下来没有。与此同时,我悄悄关照他夫人施松卿暗中相助,还叮嘱一直与他俩住在一起的小女儿汪朝帮助督促。
那时没有微信,单位有传真,但汪老与我家都没有接收设备,在汇集好材料紧张排版的日子里,一切都靠电话联系,遇有商榷事,立即给汪老打电话,他当场解答,也还方便。排《评论卷》时,我注意到汪曾祺选了11篇他为别人写的序、评论或读后感,其中涉及的名家是沈从文、朱自清、陈寅恪和林斤澜四位,自然无活说;但另外七篇全是他为文学新人写的序,此七人当时都不是很有名,都是凭借在鲁迅文学院听了汪曾祺讲课这层关系,鼓起勇气请汪曾祺为他们的第一本甚至是尚未出版的书写序。我有点拿不准了,心想,汪曾祺在声誉正隆时出版生平第一部文集,一下子收进7篇为无名青年作家写的序,并与评论四位名家的文章放在一起,是否妥帖?便打电话请汪曾祺再斟酌一下,可否拿下几篇?刚把话说完,他立即回答:“我现在就回答你,一篇不删!”后来才知道,就在我打电话之前,有一位老作家读了汪曾祺为一位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写的一篇读后感,不以为然,说:“有这么好么?”看到这位老作家对待文学新人的态度,汪曾祺也不以为然,他公开撰文回应:“老了,就是老了。文学的希望难道不在青年作家的身上,倒在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上么?”
赠书送字见真情

汪曾祺赠陆建华的画作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在高邮县城一个富裕人家。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一生结婚三次,第一任妻子杨氏生下汪曾祺,第三任妻子任氏生下汪海珊(曾庆),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1940年末,我出生在苏北里下河水乡深处的一个贫穷落后的名叫“南荡”的小村落。1956年夏,我与海珊同时考入高邮县中学,分在同一个班,两人志趣相投,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汪曾祺的大名,以后又源源不断地听到他讲汪曾祺的相关情况,我不仅记在心中,而且记在小本了上了。
我本可随着汪海珊喊汪曾祺大哥,但想到汪曾祺比我年长20岁,再加上他是我早已仰慕的名作家,我喊不出口;当然可以称他是“同志”或者“老师”,又觉得普通了一点,也有点生分……所以,公开场合或在文中,我常常称汪曾祺为“汪老”,这个称呼的内涵可大可小。
1993年9月,四卷五本的《汪曾祺文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汪曾祺第一次出文集,由我主编,汪曾祺写了《文集自序》,他第一次郑重地在文章中称我是他的“朋友”。他这样写道——朋友劝我出一个文集,提了几年了,我一直不感兴趣。第一,我这样的作家值得出文集吗?第二,我今年73岁,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报废,我还能写一些东西,还不到画句号的时候。我的这位朋友是个急脾气,他想做的事,一定要做到,而且抓得很紧。在他的不断催促下,我也不禁意动。
也正是沾了汪老的光,这么多年来,我与江苏省文艺界朋友的相处毫无隔阂感,没有陌生期,他们视我为友,我也乐意为他们办事,为文友向汪老索字画的趣事、轶事似可佐证。许多文友都是先爱上汪老的美文,进而爱上汪老的为人,他们了解我与汪老的亲密关系后,纷纷找我,我也总是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愿望。

1993年夏,陆建华将刚出版的《汪曾祺文集》送到汪曾祺手中 景国真拍摄
有一次去他家,正好有记者在采访,见我来了,他中断采访,颤颤巍巍地到书房中将我请他写的几幅字取了,慎重交到我手中,风趣地说:“你信中布置我写的,都写了,查点一下,漏了没有?”还有一次,老作家魏毓庆突然找到我,希望得到一幅汪老的字。其时,她相濡以沫的老伴刚过世不久,我想,此时若有一幅她渴望得到的汪老的字,一定可以大大抚慰她悲伤的心,便满口答应了。
到了北京见到汪老后,他一如往常把事先写好的几幅字交给我后,我说:“这次来得急,没有写信,还要写一幅”,便向他介绍了魏毓庆的情况。他听后到书房中取出一个小本子,把魏的姓名、地址记上,说:“下次写了给她寄去吧。”于是我们接着聊别的事。但在我告别时,他突然说:“你来一次北京也不容易,还是先把准备给别人的一幅字给这位魏女士带去吧……”
作为高邮人,我为自己与汪曾祺同乡深感荣幸;作为文学爱好者,我为宣传汪曾祺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具体事,觉得快乐。(本文题图摄影:速泰熙)
原标题:《记忆 | 陆建华:人间送小温——回忆汪曾祺》
栏目编辑:华心怡 文字编辑:蔡瑾
来源:作者:陆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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