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如寄，心有所寄。”“身如寄”，是时间的瞬间闪逝，“心有所寄”，是在这瞬间闪逝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
在东奔西突的慌张氛围之下，要找到精神的宁静和愉悦并非易事。对耿介耳而言，这条路径在书斋，“回到书斋，所关乎的是本心，是天人的感通，是精神与自然的互融，是内在的超越，是生命的快慰”。
荆山房
耿介耳有一方闲章曰“近溪荆山”。
他的家居所在，远接燕子山麓，近邻浆水泉北下的余波，他径直自名其曰“燕溪”。深心倾慕宋人周濂溪（敦颐）的他，身傍燕溪，心系濂溪，遂颜自己的斋号“近溪堂”。
他有一个读书屋，在荆山之下，斗室一间，取其采玉荆山的期许，耿介耳命其为“荆山房”。面积非常小，画案、书架、笔墨纸砚，积箧盈藏。因为有所寄寓，故而沉浸其间，这是他最愿意待的地方。而他最愿意做的事情，是在平和安定中，守一方水墨砚田，持一分文心诗性，独自流连于诗文书画。这里有他精神的“大愉悦”。
读书、写字、画画，耿介耳追慕一种传统文人式的生活。以书法而论，他的书写“动力”不在各种书法展览和奖项，也不以书写技巧为终极追求，在他看来，书法技术断不可缺，但强调纯视觉结构的导向却值得警惕。文化是根脉，艺术是芳华，合之方始为书法之美。他倾心传统，躬身实践传统文人的“日用性书写”，心神手笔的交汇，纸上所得，“一定是有诗性嵌入的，因此笔墨所到，包含更多书写者内心的精神气息”。所谓“文心诗性”，是可以在笔墨气息之间感受到的。
事实上，日常书写正是耿介耳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他的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一辈子基本上都是用毛笔写字，无论写教案还是给我们写信。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父亲给我写信，还是用毛笔手书，字字几乎都是工整的楷书，偶有行书，每读父亲的信，我都心有所动，油然而生一种对文字的敬畏”。
他自称行走在边缘。虽然从小喜欢书法，也曾跟着哥哥学习画画，但是阴差阳错，耿介耳大学读的专业却并非艺术，毕业后又在学校做了辅导员，当自己被确认走上行政之路的节点，他忽然有一种“精神坍塌”的危机，情急之下寻找出路，最终调入了《山东成人教育》杂志社，当了一名编辑。25年的期刊生涯之后，耿介耳所在的中国成人教育杂志社并入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他也随之转任该院传统文化教育中心主任，他以经年积蕴的文史哲研习，与教育文化相衔接，提出并倡行“传统文化体验教育”与“文化感教育”理念，在全省以至全国传统文化教育领域引起广泛关注。当被推举为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分会副理事长的时候，这位几乎不靠近任何团组的学人，自嘲幸好只是虚位。
从读书到工作，从行政到专业，倥偬行色，节奏日新，恒常不变的是，他未尝一日离开“字里行间”的推求。读书、作文、写字、画画便是日课，成了他最重要的精神内容。唯荆山房里的诗书生活，日复一日，乐此不疲。耿介耳特别享受这种生活，沉浸与积淀，不知不觉间生发出的自我超拔的感觉，常常大叹妙不可言。“去年春节前，读刘熙载《艺概》，心有所感，遂边读边抄，写到大约一半时，笔下顿感畅达自如，像勃然开掘的溪流，跳宕随心而意态自然，真是喜不自禁”。
一种日积月累的喜悦，“书读得很杂，举凡诗书画、文史哲；帖临得很多，连了鲁迅也不放过”。耿介耳曾临鲁迅手札，理由是自己“写字每多犄角，欲以鲁迅先生字矫正之”，在他看来，鲁迅先生虽文名最著，但书法臻于化境，直追“六朝风神”。从甲骨青铜到竹简布帛，从魏晋碑帖到宋元翰札，甚或砖瓦文饰，敦煌遗书，凡所寓目，动心之下便信笔临写。当然他心神最为投注的，还是前后二王：王羲之和王蘧常。王羲之的《十七帖》，曾无数遍细细揣摩，以为是最真诚的右军书。当代书家中，耿介耳最喜欢王蘧常，“其章草有太古神髓，笔墨中的古意为当代书家所罕见，然而他的‘高古’又蕴含着自我，是‘前无古人’的。”
概而言之，耿介耳觉得自己从宋人身上获取的滋养最多，以至于他专门请人刻了一枚“曾梦我为宋人”的闲章。“宋人诗文、书画对我的影响最大。读苏东坡、黄山谷等人的题跋，常有一种‘直入我心’的感觉，觉得他们就好像在我身边。其实我临书东坡并不多，但有一年写《东坡志林》，笔下居然与苏字颇多暗合，真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奇妙和愉悦。”
在耿介耳看来，正是宋人，回归了“二王”，“延至元代赵孟頫，这种回归到达顶点，风流所及，又影响明清”，“至于清朝碑学的勃兴，恐怕与乾隆朝‘举朝熙熙、天下哑然’的情势有关，士子争相访碑者，社会压抑心理之自然反射焉”。
如寄
在耿介耳看来，日常书写，“可以填补当代书法生态的日用缺漏，以一种传承的方式建构书写者当下的传统文化氛围，丰富体验和感知，在日用的语言场域中锤炼书写的情感体察和审美品位，再度张扬书写的精神气场，使文化的内蕴激发，实现外在形式的超越，令每一个书写者回归书法的本意，焕发个性的光彩”。
基于此，在整理《如寄》书稿，梳理自己的写画时，耿介耳“渐渐理清了一个基本轮廓”，“在我的条幅、楹联、横批、斗方、扇页、册页、手卷等等制式的书画作品之外，尚有一类数量较多、内容繁杂的日常札记”，他于是决定将《如寄》编为两册：一册辑佚散件的书、画作品，命其为《水墨笔记》；一册则专收札记，因为是积年形成的习惯，日用起居之间，读书阅人之际，随手以毛笔记下所思所念所感，日有所札，遂名之曰《浮世日札》。
《如寄》上册《水墨笔记》的内容，相对单纯，直接以两卷分
别，记作“画录”和“书录”，即各类格式的绘画和书法作品。而下册《浮世日札》则内容繁复，遂以五卷分列为：卷一，读古札；卷二，人物札；卷三，艺事札；卷四，庚子札；卷五，浮生札。而其中的“艺事札”，因涉及驳杂，又分类而名为“五记”：读诗记、书画记、兰亭记、琴事记、撝叔记。
札记，是个人读书笔记的习惯。“读书观世，阅人察时，游艺习字，种种即时的感遇，所思所期，均以传统笔墨形式记录下来。这不是文稿的抄录，而是信手的当下随记，“其间没有底稿，没有预设，一任心手，常常书写完毕，回头再看，始觉得妍媸并在，而字里行间所透出的自然自在，又常常不是如临大敌式的创作所可比拟的”。
看似自然的札记，其实熔铸了艺术、学问与生活，也正是书斋中的知行合一体验，“大有玩味处”。由此，读《浮世日札》也最能直观感受到耿介耳的书斋生活和精神世界。《浮世日札》内容极为丰富，处处可见作者读书之广博，识见之深刻，雅好之意趣。这里只稍稍举例。如“东坡与佛印”札，写的是：“子瞻与佛印交契无间，往来多机锋相较。一日苏子入寺寻佛印，曰：‘秃驴何在？’寺中小和尚应声答曰：‘东坡吃草。’令人绝倒矣。”又如“吕蝴蝶”札，写的是：“有吕公家乡者，山师大教授也。望之俨然，骨立如山，不阿时俗，强项骨鲠之士也。然其诗心柔肠，即之也温。张国钟氏忆其讲胡适诗《两只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吕公身体单瘦，手舞足蹈、眉飞色舞之间，与蝴蝶神似，遂有‘吕蝴蝶’之雅号。国钟述此，恍如目前。时庚子伏日，倏忽廿年未见吕公矣。祈其永年。生介耳”。
守此一寸心
著名学者龚鹏程先生在《如寄》“序”中说，介耳先生的“大量札记，让我们从中切近地感受到一种深潜聚力的文化滋养……也进一步印证了我所主张的文人书法精神，在当代的可行”。
一部读书人的书画手迹，也是一部真正的自我陶养的文化反思录。有论者认为，应当说，两卷《如寄》在呈现当代学人“日常书写”所能达到的思想和笔墨高度的同时，也具有引领当代书法发展新路的意义。作者秉持“书斋·日用”的观念，反思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变异，反思当代书坛，探赜中西艺术中的幻象与真义，强调中国古典艺术中的人文意蕴和文人趣味，旨在召唤我们“回到书斋”。这些墨迹不仅是当代文人书画家精神世界的一个典型缩影，更是对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交融共生的深刻思考与完美融合。
以“书斋·日用”的观念寻找本心、寻找精神的原乡，也让耿介耳对当下传统文化的教育颇多心得，他认为，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之下，强调人对传统文化的“体验教育”尤为重要，“蔡元培先生所谓‘以美育代宗教’，乃是根植于对传统文化最深刻理解之上的观点。而美育的重要起点，当是保有敏锐的感知力、感受力。对每个人来说，追求趣味和审美，是获得人生欢喜的重要途径。”
对耿介耳来说，独守书斋，没有目的地读书、写字、画画，就是精神的自足和愉悦，“虎年来临时，突然就想画一卷老虎，快过年了，独自躲在书斋，两天半时间，全身心投入，一气呵成，犹如神助，竟完成了《伏虎卷》。心里安定而喜悦。”
还有一次，凌晨抄写《心经》，“恰恰 写完最后一个字，一缕初升的阳光刚好就映照在手卷之上，心里瞬间温暖，感动不已”。
苏东坡有诗曰：“人皆种榆柳，坐待十亩荫。我独种松柏，守此一寸心。”这是苏轼应范仲淹四子之邀赴滕县时所写，耿介耳曾录此事作“东坡气意弥满”札，在书斋中看到阳光照在《心经》手卷时，在画完《伏虎卷》的最后一笔时，耿介耳或许也体会到了这种“气意弥满”。只不过，苏诗以“种松柏”来“守寸心”，而耿介耳“守此一寸心”的地方，是书斋。
记者:钱欢青 编辑:江丹 校对:杨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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