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坛主要有四大流派。一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有徐枕亚、张恨水等;二是新月派,代表人物有徐志摩、闻一多等;三是荷花淀派,代表人物有孙犁、刘绍棠;四是山药蛋派,代表人物有赵树理、马烽等。新月派作为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流派,受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新月集》的影响。而诞生于“五四”前后的现代新诗是打破传统诗歌的固有形式,接受外国诗歌和本民族文人诗歌与民间诗歌的传统,用现代白话文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的一种新生诗歌。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白话诗8首》,是现代新诗诞生的标志。新月派诗人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主张“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他们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效。
1923年春,留学欧美归国后寓居北京的徐志摩与1915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校友胡适等人在北京松树胡同筹备组织文学社。他们借鉴国外文化“沙龙”的形式,开始举办一种雅兴的联络感情和培养势力的聚餐会。出于对泰戈尔《新月》诗集的兴趣,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初期规模较小,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西滢)等文友。在接待泰戈尔访华结束后,新月社正式挂牌成立,逐渐成为带有文化倾向的社交团体。成员基本为北京上流社会的人士,有作家、大学教授,也有政界、实业界、金融界人士,其中比较知名的人士有胡适、徐志摩、陈源、余上杭、丁西林、林徽因、凌叔华等。新月社编剧演戏,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也有吟诗作画。
1925年初,闻一多留学回国后与余上杭、赵太侔等人租寓于北京西单附近,与以诗名著称的清华“四子”朱湘、孙大雨、饶孟侃、杨世恩比邻而居。闻一多一方面积极参加新月社的活动,经常与徐志摩、胡适等人聚会;一方面召集组织以“四子”为中心的诗人群,开始整顿恢复“清华文学社”。“清华文学社”是在1919年“五四”风潮平息后,由当时在清华园读书的梁实秋、闻一多等人一起创办的。闻一多与徐志摩等都曾飘洋过海留学欧美,以相似的教学背景、文化熏陶及成长经历,使他们拥有某些相似的精神气质。他们都热爱诗歌,提倡新诗。正因为他们都对诗歌如此的痴迷,徐志摩与闻一多的合作顺理成章又水到渠成。
不久,闻一多与“清华文学社”的青年诗人陆续加入新月社,这无疑大大加强新月社的文艺实力。1925年10月,徐志摩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并接编新文化运动早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晨报副刊》,使其成为新月同仁们发表自己文艺思想和政治主张的主要阵地。新月派从“开始松散的团体、相对独立的成员活动、没有自己的传播媒体”,逐渐向相对凝聚的文学派系过渡。1926年4月1日,徐志摩慨然应允在《晨报副刊》上开辟一个专栏《诗镌》,专门发表诗歌和诗歌理论,由闻一多主持。《诗镌》的创刊成为新月诗派正式形成的标志,新月诗人在这里聚集亮相,为新月诗人实践新格律诗形式美提供了重要舞台。《诗镌》先后刊发了徐志摩的《〈诗刊〉弁言》与闻一多的《诗的格律》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诗论19篇。
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明确指出:“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像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新诗“三美”的具体主张:诗的实力不独包括着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并且还有建筑的美。音乐美是指诗歌从听觉方面来说表现的美,包括节奏、平仄、重音、押韵、停顿等各方面的美,要求和谐,符合诗人的情绪,流畅而不拗口。绘画美是指诗歌的词汇应该尽力去表现颜色,表现一幅幅色彩浓郁的画面。建筑美是针对自由体提出来的,指诗歌每节之间应该匀称,各行诗句应该一样长——这一样长不是指字数完全相等,而是指音尺数应一样多,这样格律诗就有一种外形的匀称均齐。
这些文章是在“五四”自由体新诗后,最早对新诗写作提出形式要求的诗论,可以被视为新诗形式主义和格律体新诗的宣言,对新诗的文体创制和美学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镌》为周刊,每周四出版,每期8开一张。由于新格律诗本身存在的不足和新月同仁的离散,同年6月10日共出11期的《诗镌》停刊,前后仅存在两个月多,但其影响是深远的。1927年春,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从北京移居上海。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新月社一些成员胡适、闻一多、梁实秋、饶孟侃、余上杭、潘光旦、丁西林等纷纷聚集到上海。徐志摩心中的“新月”情结又重新点燃起来。
他与胡适、邵洵美、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沆、张禹九等在上海环龙路环龙别墅开办了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沆任经理,后由张禹九接任。1928年3月,他们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月刊,并开设新诗专栏,为新月诗派搭建一个延续的舞台。同年11月6日,徐志摩作了《再别康桥》,初载于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成为徐志摩乃至新月派新诗的代表作。由于胡适、梁实秋和罗隆基等人热衷于将《新月》办成政治色彩浓厚的刊物,经常讨论政治话题,文学作品的光彩被高调的政论文章所掩盖,文学作品的地位又被边缘化的倾向。这引起了徐志摩等人的不满。
当时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的陈梦家与新月派的方玮德、方令儒相识相知,并结集一批年轻的新月诗人群,他们建议徐志摩继当年《晨报副刊》的《诗镌》,在《新月》的基础上再办一个《诗刊》,作为诗坛新月派的代表刊物,专门发表新诗。徐志摩接受他们的建议,很快由邵洵美、孙大雨等协助徐志摩主编的《诗刊》于1931年1月创刊。第一期共达86页的《诗刊》季刊创刊号在上海面世,吹响了集结的号角,新月派的旧侣在这里重新聚集,新月派的新朋凭借《诗刊》的舞台闪亮登场,催生了新月诗派的发展和壮大。从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在文学方面的主要活动,徐志摩在其中都起着主角的作用,是新月派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为现代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不幸的是,1931年11月19日早8点,为赶上当天晚上参加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举办的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当飞机飞抵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不幸撞上开山,徐志摩罹难,时年34岁。徐志摩的英年早逝,新月派顿时失去了主心骨,迫使《诗刊》于1932年7月30日以第四期“志摩纪念号”为其画上句号。《新月》也于1933年6月1日出至四卷七期停刊。 “新月派”的最后一个活动基地新月书店也难以为继,只得转让给商务印书馆。1933年9月23日,由胡适于“让与合同”上签了字。从此,新月社宣告解散,新月诗人们逐渐走上了分化之路。我国文坛上一度名声显赫的新月派,也就这样结束了它长达十年的活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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